習李體制「中國夢」直面的四座大山 -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 主題論壇

習李體制「中國夢」直面的四座大山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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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7日習李體制成軍，提出未來十年「中國夢」(the China Dream)願景，給東西方社會都帶來許多不同面向的想像空間。「中國夢」的實現，各方認知以為，當然不應該是建立在軍事武力的基礎上的夢幻，應該是與先進社會的經驗一般，建立在政治經濟的實力發展基礎上的國家願景，而且也祇有政治經濟都能夠成長躍進，並成就為世界級的新典範，才能讓全世界看得到「中國夢」的具體實現。
然則，習李體制掌政之前的三十幾年改革開放，中國所開展出來的政治經濟格局與表現，卻依舊留存著足以阻滯國家經濟社會繼續向前向上發展成長的四座大山，勢必成為習李體制未來十年無可避免且須直面對應硬碰硬克服的重要挑戰。

善意鋪出來的路阻難關

在習李掌政之前一任的國家領導體制，因為其時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兩人都不擅於經濟，過去十年間經常都會基於「工程師的率直與善意」之初心，而動用國家機制與行政手段，過度干預或扭曲了「市場」，以致胡溫執政十年所得到的諸多國家經濟社會效果，與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代改革開放所創造出來的市場經濟良好成效，事實上是相左的，甚至是逆轉了好的，而張揚放大了壞的，至少在幾個經濟社會領域上，幾乎都可以看得到各種與意想願景適得其反的治國事項。這種情境狀況，幾乎完全印證了11世紀法蘭西先哲聖伯納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經典名言「通往地獄的路，經常是善意鋪出來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今天在已經「中國崛起」的另一面，就是存在著幾個因為施政機制設計以及施政策略抉擇的賡續效果，所形成的四座大山，很可能會成為阻礙未來十年習李政權發展，以至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往前邁進之步伐頓挫或倒持退萎的關鍵變數。當然，這也同時會是習李體制想要落實體現「中國夢」的莫大挑戰。

資產泡沫化可能被撩撥而加速

第一個會造成未來十年國家經濟發展大障礙的大山是，中國不動產經濟的僵滯化。問題的根源主要是來自於胡溫延續了江朱體制後半的宏觀調控政策，甚至於是更進一步擴大強化成為江朱政策的加強版，把江朱體制原本祇設定在金融資產(paper assets)的流通交易之拘束管控，擴大延伸到了實物資產(physical assets)領域的數量與價格之拘束管控，終至於在胡溫任期最尾端，祭出「國五條」措施之大框束大緊縮，而使整個中國式宏觀調控政策的用力度達到了新高點，有了「國五條」之後的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行動，其所肇致的結果，自然極有可能因此而使得中國原本可以不泡沫化的資產經濟，真的被撩撥而加速泡沫化了，是則，「資產泡沫」一旦爆發，則對於中國內需經濟成長機遇與整體經濟動能的摧毀，都將會是極大亦極深重的。這對啟始於2013年的習李體制之想要再起動市場經濟機制，以繼續鞏固中國崛起之實力與活力，無非將是一大艱巨挑戰。

嚴重超發貨幣所埋下的大危害

第二個會造成未來十年國家經濟發展大障礙的大山是，嚴重「超額發行貨幣」(excessive currency issuing)的經濟社會效應。過去十年，中國廣義貨幣發行額M2占GDP比率，自從胡溫體制承接江朱體制之際的剛剛跨越100%水準，到了今天，竟已接近驚世水準的200%，確實已然在聯合國的全體會員國家之中，創下了前所鮮見的超高水位(在全世界唯有略較海峽此岸臺灣的259%稍低而已)。這種超級天量通貨發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peerless quantity easing)，固然是朱鎔基以降的中國主政者，完全基於兩岸拚場與在亞洲及全球社會顏面，一方面為了要維繫「天下第一高外匯存底國家」的虛幻地位，同時又要兼籌並顧到能夠在國際間繼續維繫「廉價人民幣」的匯率低估政策，以利於改革開放以來出口貿易優勢的延展，而「不得不然」；但是，這種過度「超發貨幣」政策行為，所可能埋下國家總體經濟的(macro-economic)危害因子，必然還會向下大大引申影響到個體經濟層次的(micro-economic)產業部門經濟之正常運轉，如此一來，「超發貨幣」不啻也是中國主政當局對於國家經濟的泡沫化與經社部門空洞化，種植了一個超級爆裂物的大引信，也將會因此跟其他先進社會的歷史驗證一樣，成為肇致中國社會「貧富不均」嚴重落差更為加大的根本變數。原本「社會貧富落差」嚴重惡化的議題，早已是十二五計畫的核心政務事項，更將因為「超發貨幣」問題之不獲化解，而將繼續會是未來十年習李體制的固坿性難題(built-in hardcore issue)。

「非典型繁榮」怪獸現象問題的存在與惡化

第三個會造成未來十年國家經濟發展大障礙的大山是，「非典型繁榮」(atypical burgeon)而腫脹肥大的國企部門，所引申強迫性壟斷(coercive monopoly)之中國式壟斷經濟政治的畸形發展。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主政的共產黨中央及國務院行政當局越發縱容了國家權力資本化(quasi state capitalist)發展，也縱容了權貴(太子黨資本)與國際資本的全面性勾串，乃產生了極大數量也極度深刻的，足可以廣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極端負向後果(exorbitant negative consequences)，不但因此孕生了中國經濟市場腐敗，嚴重萎縮了私經濟部門(private sectors)的份額與活動量，同時也為公經濟部門(public sectors)，即公權力行政部門的官僚貪腐敗壞，擴張了更大的劣化溫床。這種亦白亦黑的「非典型繁榮」怪獸現象問題的存在與惡化，也正是習李體制，打從一開始就高懸「反貪去腐」大纛的根本原因。

中央及地方財政體制權責的進化與退化

第四個會造成未來十年國家經濟發展大障礙的大山是，中央及地方財政收支的「非典型膨脹與非典型擠縮之異形態勢」。首度文人內閣趙紫陽的開展中國自由市場經濟化國家新戰略，建立了歷史性的改革開放式中央地方財政分權，解決了中央地方長期存在的國家治理死結，趙紫陽透過了「包產到戶」「三來一補」及「財政包幹」三大改革開放措施，特別是首要的「財政包幹」機制，讓新增加出來的經濟剩餘(包括財務利潤與社會利潤)，大部分都留給了農民、個體企業與地方政府，因此才能有效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地方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全面振興。
胡趙體制所締造的中央地方「財政經濟協議」模式，也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用金錢來換取經濟發展自主權，而中央政府則不會為了維繫和增進官僚體系收入而以犧牲國民百姓利益作為代價的協議模式，確實啟動了中國社會末梢神經的經濟潛能，也啟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大活力。不過，這樣子一個使「大象能夠跳舞」的國家體制型協議模式，在1994年被江朱體制打破了，扭改了。
要讓中國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發展起來最主要是「中國經濟沙皇」朱鎔基之高度崇拜國家資本權力與國際資本權力，以致改用「財政集權」和「擴大對外開放」來經營治理中國經濟社會。江朱體制之打破、扭改胡趙體制所創新的中央地方「財政經濟協議」模式，乃採取秘密安排方式迫使各地方以幾近民初軍閥「攤派包稅」式，無條件地用了接近20%的超高速度「年年遞增上繳」，給入為中央財政收入，這種江朱扭改後的中央地方財政經濟權責模式，事實上已變成為極其不利於農民、地方個體企業與地方政府動能成長的中國新「累退稅」(regressive tax)制度，更因為這樣子的新復古模式的採行，而事實洞開了中央官僚與地方官僚可以「閉門勾結而自肥」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社會機制大缺口，「權錢交易」的結果，可以立使「一黨天下」的中國官僚體系為之全面傾圯頹敗，整個社會為之演變成為權貴營私之歪道斜坡，無非皆來自於相同的根本禍源；同時，也因為朱鎔基一直未能充分理解城市化(urbanization)與工業化(indoctrination)所帶來地租收入(revenues from rent seeking)的經濟權力究竟有多大，以致反而在1994年的中國大稅改中，將土地收入都留給了地方，是造成今天地方債大爆發，中國地方財政全面嚴重腫瘤化的潛在大危機。
地方財政經濟的再造與再振興，當然是2013年習李體制啟動後，一大國政結構變革與再發展的嚴厲挑戰，尤其是要再重返胡趙體制所創新中央地方「財政經濟協議」模式時代的樣態，甚或更加向前進一步，讓中國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其挑戰的強度，更是其大無比。這一次中國領導人換屆，李克強之所以會以「農村復興」與「城鎮化」這兩項知識與專長，而被中央選任為新一代領導人，無疑這是很重要的酌量依據。。

對中國「習李大變革」的期待更形殷切

當然，展望未來十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是否會再返回到槍桿子治國時代的「左派經濟社會」，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不過，對於能夠不能夠在習李體制新領導之下，真正讓中國經濟社會再渡直接承續到胡趙體制的市場經濟治國時代，則國內外社會的共同期待，事實上都是很高的。尤其是「趙紫陽首席智囊」的厲以寧教授，現在是指導李源潮、李克強學習成長的國師，這種理念、願景與國政策略抉擇的連通性與可能性更高；何況，三人組領導人也都因為同樣「儒雅帥氣」加上都有「時髦的政治專業背景」，亦皆各自擁有足夠的形象資源，當然越發使得外界對於中國出現「習李大變革」的期待，更形殷切。

缺乏可以發動變革再造的獨立權力基礎

不過必須要有警覺認知的是，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體制，都同樣須要開明民主政治作為永續發展的基礎。然則，在本質上，中國政治到底還是一種「死守在黨天下」的皇權政治體制，三人組最高領導人的所有「權力獲得」(power endorsed)，究竟還是必須來自於「黨的卓知認定」，而並不是來自於「市場的情投意合」；也就是說，三人組領導人地位與權力，都取自於黨中央的給予，而不是國民百姓的付托，都產生於既沒有掌握自己政治命運的實力能耐依憑，也缺乏獨立的權力基礎。從理性上看，光憑著三人組領導人所具備的政治、法律與經濟學之專業能力，是否就力足以能夠開展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明民主政治」新局面，確實是頗為引人疑慮的；另一方面，從感性上看，至少在初步的場面，習李三人組領導人都相當缺乏類似胡錦濤、溫家寶那般，有諸多讓社會「有感」的豪言壯語。也因此，各方面都深信，他們一定會是未來十年中國新世代中「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但卻很難以確定，究竟會不會也是引領中國政治經濟大改革的政治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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