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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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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轉換與兩岸關係 ─ 產經社會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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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轉換與兩岸經濟社會新形勢
林建山/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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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刻在進行世代轉換,呈現的將是廿世紀九○年代「變革開放世代」向廿一世紀「全球化世代」的移動與轉變;也就是兩岸的社會中堅人力資本與主力產業經濟,同樣在進行60後世代逐步交棒給80後世代的一項重大工程,反映出來必然是一種重大的社會空間的結構轉型,乃至經濟社會風貌與人文價值觀念內涵的移轉,當然值得極之正視。
而在這樣的轉換變局中,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新崛興的「全球化世代」,其實是存在一種特殊的兩極現象:有一半社會的變化情境,比起上一個變革開放世代,顯得更為進一步、積極而且前瞻,持有較既往過去任何世代都更加宏闊的國際觀與世界胸懷,但是可惜這一半社會,祇能稱之為數較少的一半社會而已;反倒是另一半比較占有大多數的社會,則是一個更為傾向「自我主義的世代」或稱之為「新保護主義世代」,而且在價值觀念上,這一大半社會所承載的是更加保守,甚至退縮返回到「一切祇為下一代」的老舊復古世代。
這樣世代的轉換,及其引申的政經意涵,可以從兩岸價值觀的趨同與離異、職涯生態的世代轉換、在兩岸人才戰爭中的縱橫競合、台商大陸化與陸商臺灣化,以至於迎拒全球化下一波的態度與願景,可以明確反映出來,當然這樣的轉換,也將因此而大大改變兩岸的經濟社會風貌。
一、兩岸價值觀的趨同與離異
從世代轉換的進程與初步所能看得到的一些結果,可以察知到兩岸價值觀的共趨與離異現象。
目前可以明確看到兩岸新世代價值觀趨同的是,第一,同樣把子女下一代視為首要人生價值,甚至已到了「一切祇為下一代」的地步;其次是,重視有形財富(physical value),特別是以可貨幣化財富(monetarization),最受尊崇,也成為人際關係網絡取決的關鍵變數,這種祇重有形財富,不重無形財富價值(symbol value)的極端傾向,所預示出來的政策意涵是,在可見的未來,兩岸的製造業經濟仍將繼續屹立不搖,而以服務業為主的軟經濟(softnomics),在兩岸社會結構上,仍然都還顯現不出來,有什麼具體可成長發展的立基與空間;其三是,「作大官」還是主流的社會價值,作大事終究還是不能成為兩岸新世代的優先人生事業事項。以兩岸的當前情勢與展望,至少目前所見,就是如此。
至於兩岸價值觀的離異發展,在新世代中,至少有幾個顯著的領域,彼此落差與距離都有越來越趨擴大的傾向:第一是專業觀念與敬業精神的反差,中國大陸的新世代在這個面向的漸進增強程度,與臺灣新世代的越來越趨淡弱失能,正形成強烈對比;第二是,團隊精神的講究,中國大陸新世代接受外力制約而更能凝練良好團隊精神,比較臺灣新世代的越趨鬆散不拘,甚至越來越有個人至上凌越團隊共識的現象,不止在父執輩世代如此,新世代尤更加劇惡化;第三是,效能與效率的悖離,中國大陸新世代的效能越發講求,但效率的改進仍嫌不足,但在臺灣新世代,則正好相反,效率越高,但效能指向則越來越凌散,甚至到了失却長程願景遠見的地步;第四,臺灣新世代對時間價值觀與人生價值觀,有升高增強趨勢,但對社會地位價值觀則愈趨分歧多元多樣,在中國大陸新世代所能看到的則顯然頗有離異,至少在時間價值觀方面,與臺灣的落差更大,甚至反映到人的生命價值(代價)上;第五,商業倫理道德觀(business ethics)是臺灣急遽激升,而在中國新世代,則尚處在無感演進狀況;第六,社會關係與朋儕友誼,在中國大陸新世代越發熱絡講求,在臺灣新世代,則越趨疏淡。
在這些價值觀的異同轉換過程中,與其他先進社會世代交替轉換的離差最大的,應該還是關於子女至上的價值觀。
處在全球化世代的兩岸華人比起過去百年的任何時代,都更加看重孩子和教育。家長奔波在擇校、陪讀、繳交五花八門費用的泥沼中,從幼小到老大的學習者(小學生到大學生),都同樣要煎熬在應試、才藝表現、選擇就業的重擔下,浮沉二十餘年。在今天的兩岸情形,同樣是在人生學習成長的前段,總是望子成龍,不計付出天價,唯恐落人之後;到了真正進入職場,面對激烈競爭,學難致用,以致乏人問津:這種窘境,無非是反映在海峽兩岸都已同樣淪陷在經濟社會發展與教育學習,越來越形脫鉤的難局之中。
兩岸現在的基本教育學習模式,直到今天都同樣夢幻要求讓孩子們成「才」,卻沒有多少人會在乎新一世代是否能夠成「人」,也就是講求其能作事,但不論其在人間社會是否真正能夠作人;學歷、學位、雙學位、洋學位、與遊學留學,越來越受重視,但是所學越多,所用越寡;私立學校、貴族學校、國際學校、雙語學校,花費愈巨,效果愈小;「讀書無用論」卻又在暴發的財富新貴與科技新貴之間形成新的論調和說法。這種情境與效應,在中國如此,在臺灣亦復如此,每個臺灣孩子平均至少學習三項才藝以上;但顯然都不是新一世代小孩的「自我選擇」,而其實祇是一種「包辦教育」下的人偶機器罷了。
在中國大陸,多數人還是認為,子女就像父母的財產,不僅父母對其有撫養權,還有對子女的支配權和控制權:從出生開始到上學、工作、結婚生子,這其中沒有一件事是父母所不必操心的,父母幾乎把一輩子的夢幻,都強加到子女的世界。對今天兩岸的新世代而言,醫療支出是不得不,教育下一代的花費則是心甘情願;在「高壓下」成長的新新世代,其成人的歷程,很像電玩店中遍見的過關斬將遊戲:進名校、特藝班、奧獨、鋼琴、繪畫、學測、高普考……沒有一關是能夠輕鬆過度的。兩岸新世代可謂是歷史上最幸運,也是最不幸的世代。
大家其實早已都明白古訓「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基本道理,也知道再過30年之後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創意與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當知識已經讓電腦代勞了,則社會上所稀缺的是,如何得以擺脫困境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方法比知識更重要,心態比能力更重要,如果不懂得與人協力合作的任何一個人,無論其所學習過的強化班特藝班再多,也還是打拚不過美國人、印度人,甚至越南人的「團隊」。
創新,直到今天都還不是兩岸新一世代的核心價值,創新也還未能形成為新一世代成長發展所必須維護的核心利益,這種新世代核心職能上的嚴重缺失,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過後的未來30年50年,兩岸所必將共同面臨的國際與國內競爭,勢必都將無法找到可以有效抗挺的憑藉利基呢。
二、兩岸職涯生態的世代轉換
兩岸新世代在邁向新世紀的成長發展過程中,最難堪的一環,同樣都是:畢業即失業。在畢業以前所共同經歷的種種育成配方:幼稚園、義務教育、學測聯考、大學教育、社會職前訓練,事實上都幾乎沒有一樣不是完全與社會脫離的,但這樣的預訂成人配方所追求的目標,在表面上看到的,却是非常入世:成人、成材、進入社會、有份好工作、有個好前途;教育訓練與社會之間,供需所顯現的巨大剝離,使得先行世代與後繼世代的付出必須越來越多,但收穫卻反而越來越少。對兩岸社會的家庭而言,其對教育的支出,幾乎已經不能再以投入成本名之,而應該說是不惜血本才對,甚至今天普遍看到所謂「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現,使得整個社會普遍都已明白,今天在兩岸家庭所亟亟作為的教育投資,所必須要冒的風險,究竟有多大。
對兩岸社會而言,對於教育訓練高成本的越來越高而就業機會却越來越難的雙重無奈現象,無論是在公部門在私部門,都有其無可言說也無能為力之苦,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至少可以斷言,在20年30年之後必然還將繼續。
「自我實現」是兩岸新世代的共同夢幻。在成人之前,完成的是在父母期待安排之下的受教與成長,其實,則根本是「無法成人」;而真正到了畢業之後,所學與所用又無法相容一致,終至必須放棄「專業」而改行改道,這種情境,越是在新一世代越是遍見無疑。
兩岸新世代的青年失業率越來越高情形,其實與其他國家社會一樣,都算得是世紀共同面臨的難題:最近的歐元區,失業率已突破10%,青年失業率甚至超過20%,北美的情勢,其實也相差不多;越來越多的新世代青年,同樣陷入要麼失業等待救助,要麼只能做非典型工作的窘境。因為天的世界,任何非典型工作或派遣性質工作,祇要一遇上經濟不景氣,就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優先放棄,而遭到解雇。
在亞洲地區最近幾年出現所謂「都市蟻族」:大學畢業5年左右、蝸居城中鎮內、月均工資祇在法定的基本工資邊緣者。所謂的「都市蟻族」,其實與歐洲的「1,000歐元世代」和韓國的「88萬韓圜世代」的處境相當,因此可以稱他們為中國大陸的「1,500人民幣世代」或臺灣的「萬元新台幣世代」。
在許多國家,包括歐洲和韓國,青年失業率之所以會高於整體失業率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任何大小企業都一樣,越來越傾向於雇用有工作經驗的員工;而經濟越是不景氣,又更使得企業界越發不願雇用太多正式員工,因此轉而求取加碼或加大比例去雇用非典型作業人員或派遣工。這正是產生歐洲的「1,000歐元世代」以及韓國的「88萬韓圜世代」的主要原因。相同的情勢,何嘗不也正在亞洲區域經濟,尤其是海峽兩岸社會崛興與展現麼?
青年失業率趨高,另外還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即產業鏈正在發生全球性的本質變化。隨著國際產業結構的普遍升級,主流產業逐步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變成為「勞動力節約型」產業之時,必然會讓更多經濟先進國家,同樣都得面臨「無就業成長(jobless growth)」的問題。在可預見的三五年內,恐怕兩岸經濟社會也都要面臨同樣的難題,兩岸新世代的新職涯情境,也要同樣面對相同的大挑戰。
房價過高,是廿一世紀新啟以來面臨的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人均GDP從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000美元,漲幅為約4.2倍,但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房價卻上漲了7至8倍;臺灣所面對是人均GDP15年未變,房地產價格也上漲4至5倍的類似問題。兩岸新世代都一樣要處身在這麼一個「居不易」的新世代情境中,賣力一輩子,可能祇夠覓得小小一枝棲而已。
目前兩岸經濟社會的中堅人力,正是年齡介於30-35歲的新世代,都是真正在享受著上一世代努力打下的經濟果實與生計富裕的第一代;目前新世代的父母輩,都同樣一路走過貧窮勞苦艱辛,因而,很自然地都不願再讓自己孩子繼續受窮受困,以致這樣的新世代,從小就是天之驕子,在親友過剩的關愛中成長,龐大的人數,與其每一個人能夠承襲的眾多被關愛,構築成為一個極其驚人的消費新勢力:據統計,中國網民人數已達2.1億人,2011年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網路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絕大部分網民是新世代的網路遊戲玩家,已逾4,000萬人,是台灣總人口的1.7倍;從網路電玩瘋,到閱讀市場約60%的讀者群,都是可以繼承六個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財富的新一世代,這樣的新世代在思想上和上一代求溫飽的時代大不相同,新一世代,將會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富裕階層:他們喝星巴克、吃肯德基、沉迷於網路,卻對政治興趣不高;過去三年間,中國大陸 20到29歲新新世代的所得成長率高達34%,是成長率最快的一個年齡層。萬事達卡(Master Card)的另一項統計也指出相同趨勢,中國62%的富裕消費者,其年齡介於25到34歲之間,為數超過3億人,其消費潛力十分強大;而且更值得重視的是,這一新世代現在講求的是文化、是品味。
而同樣的臺灣新世代,則是社會上求職者的中堅,其中,目前已有20%到25%的人才,有高度意願前往中國,以今天的上海市而言,更因此而出現職缺比是四個求職者搶一個工作的局面;這些亟亟轉換職場地略位置到中國大陸的臺灣新世代,主要集中在25到35歲,平均工作資歷八年以上,都應當被定義為台灣的中高階主管;2009年到2011年這一波跨海求職人才的量與質均優,也都非常清楚選定中國做為下一波人生職涯發展的目標。
自2000年至今,台灣人才西進,大致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的轉變:第一波求職者,以非理性的失業者居多,許多人只是將中國視為逃亡的出口;第二波西進潮,則以中高階主管為主,看好中國正蓬勃發展的產業,這些人搶進卡位,爭著搶當總經理;第三波,則是從2010年開始,主要由於中國大陸整體產業政策與結構的重大變化,所帶出的諸多的願景與新機會,而最新所釋出的工作機會,也與第二波情況大大不同,開始向下移至中階主管與一般專業人員。展望未來五年,也就是十二五計畫期間,在中國最有發展潛力的職務,將集中在IT通訊、物流零售、建築貿易、金融保險等幾大產業。這些產業在未來都會有爆發性的成長,這些工作機會,過去原本都屬於臺灣市場之既有,但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已經不得不轉檯轉向中國大陸,將求職機會放在中國!
三、兩岸人才戰爭(talent war)中的
縱橫競合
依據人力銀行針對兩岸新世代競爭力評比調查顯示,台灣新世代「創意豐沛」見長,比中國新世代高出將近二十個百分點,職場倫理也較佳;但是台灣新世代既往最引以為傲的「語言能力」、「國際觀」等優勢,卻正在逐漸縮小,「工作態度」甚至已經輸給中國新世代。
除了「創造力」與「重倫理」,台灣服務業的靈活反應與服務態度,也還能勝出而在中國市場找到一片天:台灣新世代對於「服務意識」較能掌握,中國新世代則較缺乏這一部分的訓練,在客戶應對與臨場反應上,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不過,有一個區塊的發展,即臺灣新世代的「財富能力」與「創業精神」是遜後於中國的。新世代的中國年輕富豪,從藝文界,到科技界,正趁勢而起;跨海到中國大陸市場的台灣新世代,卻都只是為了一份溫飽的工作而來,在氣勢與情勢上,都大不相同。
台灣新世代在「創意」、「軟實力」上,或許會有比較好的發揮;但是中國大陸新世代的企圖心強,工作配合度高,則是臺灣新世代所嚴重欠缺的。在兩岸不同的教育體制下,台灣年輕人更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兩者彼此之間所各能產生的動力不一樣。台灣新世代並非不積極,祇是中國新世代更懂得表現自己。台灣產業發展較成熟,所以應該走向更多元、精緻、創意的產業發展;中國新世代未來發展會是以電子、金融產業為主,追求更高薪的目標。
至於兩岸新世代的執行力:中國新世代由於競爭激烈,所以懂得用更積極的態度去表達自己,或更勇於爭取;而台灣新世代就顯得比較謙虛而溫馴,但是能深層思考問題。作有組織、大格局、大框架的執行呈現,乃至落實完成能力上,臺灣新世代顯然遜色許多。
2030
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對中國人而言,伴隨而來的並非風光,而是焦慮:中國人口紅利耗盡,中國獨特的倒金字塔人口結構,讓當下每位元父母憂心,對子女投資的回收,遙遙無期。中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預計將增至4億人左右,相當於現在歐盟15國的人口總和;從目前15個勞動力供養1個老人,變為3.3個勞動力供養1個老人。子無力「孝」,父無法「慈」。養老院將成為中國第一大服務產業。
【8421】家庭結構 ( 8個老人,4位父母,小倆口加1個孩子 )將迫使中國新世代不堪重負:社會上彌漫一股濃重的高齡化意味,任何社會變革都會受到頑固抵抗,憤老情緒正在新世代群體中蔓延。中國新世代將面臨的是「啃老又養老的未來」,面對的世界更熱、更平、更擠,能應對自身的問題已難能可貴了;兩岸新世代都與國外同輩世代人完全處於同一競爭平臺:美國人從小被訓練能查資料寫獨立見解的論文,野營中獨立處理生活問題;兩岸的新世代,則是從小背標準答案,考試要大人陪伴,野營要大人陪伴,找工作要大人陪伴。處處總會感到自卑;整個社會大一統與學測考試的一貫化教育管制,使得兩岸新世代都有嚴重的缺乏獨立思考,缺乏想像力的結果傾向;兩岸的社會,也都同樣正在致力培養一批批有知識、沒文化的新新世代。
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崛起,固然引起世人矚目,但是中國經濟既有的不均衡、不協調問題,也同樣引起普遍重視。大家所聚焦關注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成長,不可能永遠單靠公共投資建設來拉動;而所需要內需的再均衡,進一步激勵境內國民消費水準;目前,中國固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從人均所得看,中國仍處在世界中等偏下水準,農村人口多數尚處於自給自足階段;從產業層次看,中國生產企業多數從事的是勞力密集產業,在世界工業生產分工體系之中,仍處在合同分包再出口階段;另從進出口均衡看,中國進口商品價值仍高占其出口商品價值的70%。在在顯示中國經濟體質上,存在國內附加價值率偏低的嚴峻隱憂,在很多方面都尚需加緊努力,尤其是在科技創新領域;現階段,中國希望通過對外開放的捷徑,以提升科技能力和掌控先進科技,但這種策略作法不一定真正能夠達到目的,因為跨國公司會處處設防,極力保護其核心科技和商業機密。尤其是,創新乃一國文化積澱的結果,是幾代人努力的累聚結果,中國經濟社會直到今天,猶還不具備成為「世界新興實驗室」的條件。反倒是臺灣在這方面,既有較佳的表現,至少在2010年,已連續三年在創新領先排名中列前五名。
四、從臺灣骨陸皮到陸骨臺皮
-析看台商大陸化與陸商臺灣化
相對而言,臺灣技術品質與臺灣精品所賦予臺灣的「國家形象」,以至造就近幾年先進國家間的「哈台現象」,無疑也給臺灣「廠商品牌」與「產品/服務品牌」帶來了高潛量的動能。「臺灣製造」(MIT)在世界市場上的評價與地位頗能直追十五年前的日本,而更為值錢,也更受到矚目。
兩岸簽署ECFA,無疑更成為一個強力促動因素,一方面可以深化普及在中國市場的「哈台現象」,另一方面,有助於升高「哈台現象」在先進經濟社會的效應,成為臺灣在世界市場上取得「產業技術繼續領先」以及「國際市場繼續領先」的重要契機。
事實上,兩岸ECFA簽署之後的第一大接續工作,是建立兩岸原產地規則(ROO)的認定標準與運作規範。ECFA後,兩岸產品生產,無論高階的高科技產品,或低階的傳統民生產品,其上下游與周邊的價值鏈系絡交錯聯鎖,勢必會因此而較過去更趨緊密,很多產品與服務在未來究竟要用「中國製造」(MIC)還是用MIT以面對內需市場以及世界市場,已成為政府與民間的一個重大政策抉擇。目前其實已經有很多「臺骨陸皮」的產品盛行於中國沿海都會,高階的像是屬於運資通(ICT)重要應用的ITS智慧型系統產品車載機(Telematics),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中國一年約有3兆3千億元的市場,這些產品關鍵內蘊所必要的智慧型裝備,無一不是臺灣設計製造的,但其外殼外裝却必須是中國製造,最後才能藉由MIC的價廉物美形象與品牌,暢行市場普及市場,這種情形尤其在低階傳統產品市場不乏躋身在較高價位品級的行列之中。因此,我們今天必須優先瞭解這種「臺骨陸皮」的產業項目到底已經有了哪些,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而且未來這種類型的「臺骨陸皮」產品,也不僅祇限賣在中國,亦可透過中國關聯而暢銷於其他國家,特別是到那些對要素成本比較敏感,而對高價「臺灣產品」已漸絕緣的市場。
至於「陸骨臺皮」的產品,在後ECFA將會越來越形普遍,主要是因為這種低要素成本的陸骨為主要構成的產品,冠以MIT之後,自然得以在全球先進市場上大大提升其附加價值,近例如卓伯源縣長親赴中國針對七大汽車廠中說動兩家欲來彰化設置成品組裝工廠,如此則中國汽車產品就可以MIT標幟從臺灣發貨,立即墊高品牌品質價值,在國際市場賣出更好的價錢。當然,這種陸骨臺皮的產品,在未來將不會僅限於汽車一項,其他如電子、資訊、電機、機械及金屬加工,乃至石化關聯產品,或農產生化加工產品,都有極大的可發展空間。這樣的趨勢演化,事實上也能夠大大增進臺灣出口經濟的更多元構成,進一步厚實臺灣「廠商品牌」與「產品/服務品牌」的深度與廣度,更是改善臺灣既有國家競爭力的另類途徑。
「臺骨陸皮」與「陸骨臺皮」可以有力支援國際市場「哈台現象」的全球化增強作用,同時也會是臺灣經濟力,使其同馳並轡於世界不同區隔市場的「臺灣產品跨越策略」,得到可以更加靈活交替運作的新槓桿支點。
正在擴大全球招商,強化使臺灣成為聯結歐美與亞太之中介創新平台的馬政府,尤須珍視利用這樣一個新好機遇。
五、迎接全球化的下一波
兩岸經濟整體發展,其實同樣都到了一個全新的臨界點,需要在經濟轉型和市場開放,並在社會改革的配套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才能順利過渡,並能順利取得融入全球化下一波正確發展的主流軌道。
所謂兩岸的經濟轉型,第一是能否轉換長期以來的出口導向經濟,成為內需外需兼籌的均衡經濟體;其次是改變現有的服務業淨進口國家,成為服務業進出口均衡發展國家,或是成為亞洲區域領先的服務業淨出口國家。最重要的是轉變「實物經濟唯一優勢國家」,而成為「象徵經濟優勢國家」。唯其如此之發展,才真正符合兩岸新世代個人、新世代經濟、新世代社會,乃至新世代國家的前瞻願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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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林建山/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學者、教授(生於1949年,台灣花蓮人)
現任: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知名制度經濟學者,專注於公共政策、應用經濟與國際事務。美國聯邦政府韓福瑞獎金中華民國首位得主、美國聯邦智庫經濟評議會亞太經濟預測工作委員、中國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級美國馬利蘭大學在台校友會理事、蘇聯遠東基金會台灣地區秘書長、並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
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碩士、美國拉撤勒大學經濟管理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政策學人。
曾任:經濟部外銷服務團團長、環保署環境評估常任審查委員、勞委會職訓諮詢委員會,以及國科會、交通部、僑委會、外交部、國防部、全國工業總會等政府公、民營單位之公共事務之公共事務重要顧問及諮詢角色。
著作:《經濟知識學》、《商情預測》、《產業政策與產業管理》、《現代服務謝行銷學》、《台灣企業原理》、《永續政策經濟學》、《讓市場真正市場化》等二十一種,並經常著文評論時政議題,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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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