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兩個頭銜「選書編輯」和「策劃編輯」開始談起。
 
在台灣，有的出版社有一種頭銜叫選書編輯，或者即便沒這個頭銜，很多出版社的總編之主要工作也是選書。所謂選書，就是從國際版權浩如煙海的出版品中選出自己要出版的書而已。在這種意義上，台灣的編輯很像國際買手——資訊要及時，眼光要準，動作要快，出手要很，才能大賺一筆。
 
相比較之下，大陸的出版社則沒有此類頭銜。當然，他們有個台灣編輯或許不大懂的策劃編輯這個名稱。所謂策劃編輯，就是策劃選題的編輯是也。一般是策劃本土原創產品居多，當然也策劃翻譯書。台灣編輯是選書，大陸編輯是策劃圖書，看起來似乎是後者技高一等？
 
出版界的代工思維應要檢討
 
兩岸出版業在選題上的詞彙差異，或許折射出兩岸出版，除了規模大小之外的某種差異。而我認為，台灣出版業的這種編輯選書思路之盛行，和台灣的國際版權代理公司之發達，相得益彰。比如最近，我已經快受不了國際版權公司一窩蜂般的兜售恐怖襲擊、IS、中東主題的版權資訊了。小小的台灣市場，究竟可容納多少本此類主題的書籍呢？
 
我自己思考，這種處於代工模式的選書邏輯，弊端有二。
 
一是台灣的編輯很容易喪失主體思考，從而被國際版權的流行趨勢帶著走，買進來一些看似時髦、但無法滿足台灣讀者的深度閱讀需求，而只是一陣流行風。我舉最近幾年發生的一個北韓主題的出版案例。雖然台灣和北韓其實有地緣政治的關聯性，更有歷史的連結，但台灣社會一向瞧不起北韓、也對它沒有興趣。但從金正恩接班前後，台灣媒體隨著CNN或中國央視起舞，開始獵奇報導，台灣出版界也因此介入此主題的出版。敢為天下先的是兩家出版社，它們也取得了成功。到這時，我都覺得是出版界對國際社會議題的正常反應，值得鼓勵。但後面的發展讓我看傻眼。後面二、三年內，一直有人跟風、陸續推出十本左右的北韓主題，但大部分是獵奇視角，似乎只是滿足台灣人的優越感。這時，我深深覺得，台灣出版界的代工思維應該要檢討了。
 
理想的情況是，出版界借助北韓現象，把該議題深化、系列化出版，從脫北者談到固然沒錯，但後面要有人跟進出版東北亞的歷史和政治現實，談到台灣在東北亞的處境，談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三角關係，如此才會滿足讀者的深層閱讀需求。但是我們都沒這麼做，大好機會就如此浪費掉了。
 
另外一個弊端則是：當台灣的編輯深陷如選書的寶藏裡無法自拔時，作為編輯的本土原創能力就無法得到鍛煉。我們只是在重複代工生產而已——下單、找翻譯、核對、製作方面、送到書店。這也是台灣本土的人文社會議題、非虛構寫作之出版異常貧瘠的原因。我們太依賴國外版權市場了，太依賴西方的知識、議題生產了，自己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另外，我們所接受的也大多是碎片化的、獵奇的、嚐鮮的東西，而很少是有體系的知識、議題。
 
應結合西方優點找尋本土議題
 
台灣這種代工編輯模式，如果說有優勢，也是在大華文出版的結構下才看得清楚——必須比較台灣2000多萬人口的繁體閱讀市場、香港500萬人口的繁體閱讀市場、大陸幾億人口的簡體閱讀市場。香港規模小，香港出版很難達到國際版權市場的代理權，所以香港編輯在螺螄殼裡做道場（是指在狹窄簡陋處做成複雜的場面和事情），開發符合本土口味的原創產品之編輯能力很強；大陸一度封閉，又是巨大的低度開發市場、而且充滿了壟斷和出版審查；在此種情況下，台灣以選書模式出版的翻譯書，就無形中具有替全球華人生產的價值和優勢，這一優勢，即便在大陸憑藉龐大市場、後發直追的趨勢下，目前依舊存在。
 
只是，我們不可坐以待斃。選書不是壞事，陷入選書思維窠臼、沒有研發能力才是壞事。某種意義上，我自己也是透過選書，獲得了西方出版界的編輯概念、編輯技術，而這些概念和技術，完全可以和本土人文議題的開發結合起來，從而針對在地需求，而選書、而從事本土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