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中國地產大亨任志強發了條微博，批評習總書記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央視，對員工精神講話說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任志強針對習的訓示批評說：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
 
後來一些官辦媒體就開始追剿任志強，說他「公然反黨」，「妄議中央」，對黨「忘恩負義」，共青團說他「用心險惡」，也有說他是「8000多萬黨員的恥辱」甚至有說他違反《國家安全法》的。
 
他們說習總書記是要新聞媒體將黨姓和人民性統一起來，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意願來行動。
 
嗯，聽起來是執行人民意志的意思。但官媒這樣千夫所指造成的社會恐怖效果到底是落伍的。
 
從甲午戰敗之後，中國有志之士展開了一場自救行動，不僅是康梁的百日維新變法，民間也展開了各種愛國運動熱潮。有識見者覺得中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他們出國學法政，學教育，學科學，學工程，學軍事，有些人在國內專門組成了各種民間團體推動富國強兵之術。這些浪潮大約從1895年開始，至今也有120年的歷史。人們在「託古改制」與「脫古改制」路線之間爭執。當時人們大都天真，以為專制政權一除，人權與民主共和就會水到渠成，殊不知勇士屠龍之後，自己也很有機會變成一條貪婪的龍。
 
脫古改制派的人一百多年前建立了共和，但不僅人們期望的民主和人權沒有來，中國也沒有強大，列強照樣佔領瓜分中國，日本侵華如入無人之境，列強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台灣仍在割讓之中，國共兩黨在國家的現代化路線上莫衷一是，彼此爭得你死我活。一路以來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也沒有新聞自由的法治保障。國共分家後一個說自己是「自由中國」，一個 說自己是「人民政府」，但民主自由人權壓根沒有到來，好好一個人隨時會消失，或被逼死，何來自由，何來By the People？這段期間上自相國公卿下自庶民，隨時可能得罪當局而遭到白色或紅色恐怖。1950年到1980年代末之間，我們華族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仍享受不到法治上充份的人權、新聞自由保障，民主仍被專制政府壓制，司法也淪為專制者的工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人權是現代民主社會的產物，同時也是構成民主社會基石，沒有充份的言論自由，就不能稱做民主社會，當然也不會是「自由中國」或是「人民政府」，這兩個名詞其實是政治辭令，並非文字意義上的定義，這都是常識。
 
人們怎樣也料想不到甲午戰爭後一百年，「富國」和「強兵」卻先來了。港台在七八十年代先富了起來，中國大陸九十年代後期成了爆發戶，接著軍備升級進行「強兵」。有了錢，肌肉發達了，人們內心的中國意識、中國尊嚴膨脹了。他們走在世界各國的街頭，覺得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怎麼樣嘛:紐約的治安和公共衛生環境還不如上海 ;日本政府那樣強大，市井小民的抗議同樣也起不到作用，什麼民主政體都是表面功夫。他們看到那些強權的內裡，覺得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也沒有差到哪裡去嘛，中國有能力發射航太飛行器載人到宇宙、有航空母艦艦隊，可以理直氣壯的跟列強拍磚叫板了。他們感到生活幸福，逐漸對黨對國家恢復了信心，國家這一名詞在他們心中產生了變化，有良心的他們覺得他們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給他們的，他們覺得感恩，突然懂得珍惜起來。他們從原來的投機份子，動搖份子變成黨和國家最忠誠的支持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獨立的司法放在「國家富強」面前，在他們的富裕生活面前要下跪，要矮一截。他們著眼於「國家安全」、「社會安定」，這些與他們現下生活是劃上等號的，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司法獨立似乎也沒有什麼感覺，無關緊要。因此他們也認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可能是不適合中國社會的。
 
香港銅鑼灣書店五名工作人員接連人間蒸發，再現身時已在中國內地並處於囹圄之中，其中一名香港永久居民可能是在香港被內地的司法人員直接帶回大陸協助辦案。這事件至少涉及言論出版自由和香港基本法的獨立性和有效性。香港是一國兩制的示範區，試想如果有一天台灣跟大陸真搞起「一國兩制」，北京提出「台灣一百年不變」、「台人治台」、要大家廢中華民國憲法並出台「台灣基本法」誘惑民眾說台灣馬照跑舞照跳，在基本法下台灣人民同樣享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實際上當我的書店「偵探書屋」有一天推動幻想文學發展，其中涉及對國家領導人不利的書籍，結果立刻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我是否也可能在台灣消失，然後重新在深圳出現時人身自由巳「被國家控制」，而且社會禁若寒蟬？
 
法律不在好看而在實踐，執行維護法律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成果，他那套憲法是要「把我國建設成為 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第三十七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有了法律不執行，任意曲解，又有什麼用呢？
 
清末的「蘇報案」的故事我是記憶猶新，話說那個時候「大清報律」還沒有出台，基本上新聞還沒有可管的法律。本案主角鄒容和章太炎，話說其實兩人性格都是激越的。他們在八國聯軍侵華簽訂《辛丑修約》之後兩年，當中國知識份子慷慨激昂對滿清統治者已經到達容忍極限，排滿情緒高漲之際，章太炎在上海英租界出版的《蘇報》轉載鄒容寫的一本僅有二萬字的革命心經《革命軍》內容。這本書由鄒容書寫，章太炎為其作序，內容即使從今天看來都是極為激烈的。章太炎怒罵滿人為「逆胡」：「夫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沒幾天章太炎又在蘇報上罵光緒帝「戴湉小丑」，結果巡補房將其逮捕送入大牢。按不平等條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精神，華英人民爭訟，雙方官吏合審，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在租界地英國人犯罪按英國法律管，中國人犯罪，依中國法律管。
 
但是當時有另一個言論自由的案例發生：清廷逮捕揭露中俄密約的記者沈藎，據說刑部是受慈禧之命，以杖苔嚴刑逼供沈藎後再將其絞死。租界法治清明，因這事沸沸揚揚，各國公聽都在注視著英租界的反應。英國為其在華勢力有利發展的前題下，故意阻撓把兩人引渡由清廷裁判。當然有不少租界生存的中國人希望由英國法律來審判，像章鄒兩人這樣的罪，頂多判個毀謗政府罪，關個兩三年。英租界起碼有個《上海領事公堂訴訟條例》有律師制度，事非曲直可有辯承是非的機會。交清政府裁判，下場未知。清廷知道大英列強如此違反《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精神，自是義憤填膺，竟想派人刧獄，強行將兩人帶回。結果那二人在租界被關入大牢，章太炎被關門兩年出來，鄒容死在獄中。
 
強行把什麼人帶回受審這種事，在清廷統治時期無獨有偶。一百多年前中國第一大亂黨領袖孫文在倫敦也曾被中國駐英大使館綁架，清廷辦事人員打算用偷渡的手法把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逆」綁票送回中國處置。歷代中國統治者都繼承了這種混亂、蠻橫、荒謬的法治習氣，在蘇報案和孫文倫敦蒙難一百多年後的中國又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案。這是我們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成果。一百年多的路，不能說白走，有不少進步，也不可否認，有不少原地踏步甚至退步。
 
台灣經歷過日本昭和天皇和國民黨專制統治後，已經走出了自己的民主社會，我們可以在總統府面前特定區域進行抗議，我們可以出書諷刺國家領導人，而總統能做的最多就是以個人名義去法院控告我，他可不能讓我憑空消失（只有失控的特工惱羞成怒會這樣做），不能對我的人身自由有任何威脅，總統不行，任何人也不行。我看這是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一百年來最重要的進步，比富國強兵更重要的進步。以前老總統在的時候，誰也不敢污辱國家元首，那時的中華民國的對言論自由的專制跟法西斯、納粹、史達林治下的各國互別苗頭。
 
話說回來，我向來反對把民主教條化，甚至用專制的手段從事民主的事業。言論自由和反歧視是長久以來的熱門觀念，它們已經上升為道德般的品質概念。你可以扛著這兩個觀念的大旗闡明自己的人品。好像在這之下什麼都是正義的。民主簡單講是社會群體共同設立的生活規則，不同社會，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規則是可以理解的。去年法國的查理周刊事件是一個言論自由很好案例。我認為查理周刊是在挑戰言論的尺度，他批判各派，各個宗教，各種政治。當然他並不全是公正的，有自以為公正的偏見。人類有說話和亂說話的慾望，言論自由像其他自由一樣不會是全面無限制的。在不侵害別人的權益之下，言論保有一定的自由是一個社會最美最和階的狀態。查理周刊的內容被回教徒控訴污辱了神，傷害了回教善男信女的感情，挑戰了宗教和社會的禁忌，法國政府應該怎麼處置呢？做為一個老牌的「人民政府」，法國政府聯合其他歐洲國家站在了保護言論自由的精神一面。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富強、民主、文明表現在什麼地方？在我看來並不是完美無暇的社會秩序感，而是他們在面對失序脫序時的態度是否仍不野蠻。

這也是我對華人政府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