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的聖戰士捍衛宗教先知，對於誣衊先知的對象，尤其是公眾人物，痛下殺手，引發世俗價值與宗教價值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世俗價值的極端推動者對於宗教教義戲謔否決，而宗教價值的基本教義勢力則對世俗價值的報復，雙方均不受法律的規範，而只受到自己心中的價值所規範。相對於聖戰士，世俗價值的極端者，毋寧可以稱之為「反宗教」的聖戰士，因而具有「另類宗教」的性質。其極端者當然也就如同自命先知代理人的聖戰士一樣，對其他宗教缺乏容忍。在聖戰士的世界裡，世界上到處都是道德現行犯。
所謂現行犯，就是正在犯案的人，法律容許人人可得而拘捕之，故是不是在犯案，要根據法律規定。由於拘捕現行犯是要靠有道德勇氣的人，這種人不多。現在，查理事件提供沒有道德勇氣的人抓現行犯的機會，不過不是對犯案的人，而是對違反政治正確的人，姑且稱之道德現行犯。透過動員沒有道德勇氣的人揭發道德現行犯，最有效不過，讓他們替自己的道德勇氣補充養分，所以大家穿上查理的標識。不僅世界上如此急於政治表態，台灣更是如此，只不過不是直接關於宗教。
道德現行犯是指公眾人物違反宗教或政治正確立場，人人得而揭發、抨擊之，極端時，毀滅之。台灣從來沒有宗教極端主義的威脅，但是目前台灣的輿論界與網民世界卻仍然能夠形成全民抓道德現行犯的文化，這歸功於兩個發展：訴諸「良心」與「超越藍綠」的訴求，是九合一選戰中勝選者的主要訴求，一時之間，勝選者的選民擁躉咸感自己取得超越政黨，代表全民的地位，此其一；民進黨勝選幅度遠大過預期，導致政壇原本已一邊倒向民進黨的論述權，更加集中，因此政治正確的形成，輕而易舉，此且二。至於還在負隅頑抗、集結殘餘部屬、力謀重整的敗兵游勇，就成了道德現行犯。
道德現行犯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樣的我族既不是血緣民族，也不是宗教派別，而是立場族。台灣的道德現行犯反射兩種「立場民族主義」，各自依立場區分成不可妥協的敵我群體──即因利益與情感而形成。第一種是利益型立場民族主義，屬短期性質，沒有情感上的必然厭惡可言，比如藍綠惡鬥。利益型民族主義者在逮捕道德現行犯時，必須舉出某種說得過去的理由責難對方，公德或私德一網打盡，捕風捉影也行。藍綠黨內也可以因為利害而分成不同立場民族主義，相互攻訐，但持續性有限。
第二種是情感型立場民族主義，屬於長期性質，類似世俗價值與宗教價值雙方極端勢力的對抗。其間，當然帶有強烈厭惡之情。在台灣也不例外，比如逢中必反的情感。由於受世事多變影響，長期情感很難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話，會尷尬地發現，其實敵人與自己並非不共戴天，如此可能沒有道德現行犯可抓，也就沒有立場差異可凸顯。因此，情感型的立場民族主義者主要靠編劇與想像，才能鞏固敵我。
像過去反中勢力散發所謂黑暗光碟，污蔑對手，其所滿足的，不是中立第三人，而是立場民族主義自己。比如，黑暗光碟將馬英九表演成同志，再藉著社會對同志的歧視，製造馬英九的負面道德；或地下電台指控馬英九與北京暗通款曲賣台；或自由時報記者自己在現場批評大陸後，再以第三人報導自己的批評，誑稱是現場百姓的批評等等。
別看情感型的立場民族主義者編劇造謠，好像自己毫無道德勇氣，但他們一旦鎖定攻擊對象後，就可不顧一切，像在戰場上跟人打仗，反映了更深層的厭惡之情感，非語言文字能表達，若是表達，也只能表達成為攻擊而攻擊。外界要是能從中體會這種恨與毀滅，就能體會為什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以降所摧毀的，不只是一個國民黨的道德虛假，而是菁英階層賴以統治的邏輯。道德現行犯突然間氾濫起來，並不代表道德意識高漲，社會齊一，而是代表情感型的立場民族主義盛行，與社會分崩離析。
台灣的立場民族主義攻擊政治不正確的政敵，與聖戰士攻擊查理有一半是相通的，立場民族主義的政敵是政治上的世俗主義者，主張不統不獨，因而稱不上是極端世俗主義，他們也沒有如查理那樣戲謔否決台灣民族主義的主張，而是採取迴避。但是，他們遭到的攻擊則是類似極端宗教價值對異端的不共戴天。不像查理是旗幟鮮明的極端世俗主義者，與宗教價值公然對立，台灣的世俗政治沒有立場，導致台灣的立場民族主義沒有的對象，因此必須靠自己捏造。可見，對立是人類社會的需要，有查理或沒有查理，道德現行犯絕對都抓不完，當然危險也永遠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