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故事：
一個巴基斯坦的士紳家庭出身的青年，十八歲時到美國常春藤學校就學。任何外國學生要擠進這樣的菁英行列裡，無不是與自己國家乃至世界上聰明優異的孩子相比的結果，那保證了他的資質與聰穎。
這個青年的確如此。他雖出身士紳，但在全球化資本主義蔓延後，家道中落，和生長於文明進步乃至富庶國家、家庭的他人相比，他對成就自是比較飢渴。也因為這份飢渴，他畢業後就嶄露頭角，取得一份人人稱羨的工作，這工作可以在高處操控遠方第三世界國家工人的生活與工作。他自豪地站在紐約高樓，世界踩在他的腳下。
但當他出差菲律賓，下了裁員決策後，從電視螢幕中，看到世貿大廈遭受恐怖攻擊應聲而倒的情景，竟不覺地笑了出來。雖然其後種種擔憂壓制了他那數秒無可言喻的「喜悅」，回美國的道路卻顯得萬分艱難，他得接受層層安檢，經過種種懷疑，在紐約街頭走著，再也無法自信，因他異國臉孔時常遭到嘲弄攻擊。
然而，他還是個菁英，工作遭肯定、收入不斐，即時遭到些屈辱仍無礙他在美國的生存。不過，世界政治局勢因這恐怖攻擊而產生變化，卻令他這本執著個人成就的巴基斯坦人無法無動於衷──因他自己國家表態支持美國，迎接美國駐軍，但美國卻不顧印度對其軍事攻擊，與伊斯蘭世界對巴基斯坦的報復。
種種憂慮令他變得不像自己，美國夢碎，最後，回到巴基斯坦，成為一個鼓吹與美國分離的大學講師。
這個虛構故事來自於《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一本受到諸多文學獎重視的後九一一小說。作者莫欣‧哈密（Mohsin Hamid）亦出身巴基斯坦，擁有常春藤名校學位，雖言故事主角非他的化身，但他應比任何人更理解自己作品的表述。2007年，他接受《衛報》採訪時即說，地緣政治對他來說非常重要，「有人說政治應與藝術分開，政治會敗壞好的作品，對我來說，這觀念大有問題。」他相信，「個人生命與他所生活的政治世界是分不開的。」
文學創作常被視為無用之物，但有時候，創作與故事往往帶著難以言喻的穿透力，在虛實之間，透過有血有肉的人物說明一切。
但筆，也有無可比擬的殺傷力。
查理週刊的作品不論出於何等意圖的諷刺或幽默，不管能否讀懂，筆的殺傷力都反射到自己的身上了。
1月7 日，查理週刊槍擊案發生後， 所有一切尚無法理清時，幾乎在第一時間，巴黎便發動了哀悼儀式，「這是我們的九一一」亦是現場標語。沒多久，一張畫著兩支豎立鉛筆而飛機在旁的圖畫也在網路上轉貼，2015-1-7的數字也暗喻著這起事件被挪來與美國九一一相比：「這是民主的黑色日子，為宗教法西斯羞恥。」
西方珍視的言論自由被攻擊，亦即代表西方價值被挑釁。恐怖主義攻擊型態因此被確立，法國政府不久便揚言派遣航空母艦到中東協助美國，情勢發生至此，再怎麼無法和九一一類比，都像是成了九一一。
我並不認為查理週刊事件能和九一一相比，但當這世紀初始的「文明衝突論」十多年後再現的此時，我卻想起了《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這本小說，以及《我的名字叫可汗》這部寶萊塢電影──他們都描述了一個來自南亞的穆斯林，在九一一之後政治局勢逼迫一個看來毫無關係的平民，認清楚自己自己在這漩渦中的處境。
每一個拿筆的、拿算盤的、賣小吃的、弱勢的...老百姓，都在意識型態中浮沈，命運也轉變。他們被迫面對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即使他們以為這一切與自己無關，只埋頭於自己的興趣、成就或人生中。
查理週刊那些執筆畫畫的死難者或許如此，持槍斃人的嫌犯可能本來也只是個普通人。究竟是什麼讓他們走上這樣的歸途，恐怕很難以平等博愛、言論自由或宗教法西斯這類上升到絕對意識型態的大帽子來作問題解答。
以「文明衝突」來衡量這西方基督猶太世界，圈定穆斯林甚至伊斯蘭區域，更顯得粗糙。在因九一一而犯下的錯，後九一一的反省，難道要重蹈覆轍？別忘了，賓拉登、塔利班和阿富汗基地是美國中情局一手扶持訓練的，伊斯蘭極端派別的長成也有北約支援....我們不能以太簡單的腦袋去論斷國際政治的是非黑白，更無法用高不可攀的文明與文化來簡化個人在社會裡的行動與決定。
我不免想起法國知名球星席丹。
2006年德國世界盃冠軍賽，義大利與法國共逐著雷米金盃，等著看誰能虜獲時，一個意外卻成為這場賽事的焦點──席丹以頭錘攻擊了義大利國家隊後衛馬特拉齊。傳聞，馬特拉齊當時羞辱了席丹，讓這愛家的血性男兒不顧自己即將拿下冠軍，即將光榮退休，為了保護家人動手反擊，也吃了紅牌退場。法國一代足球巨星，在落幕之前，落了這個汙點。
席丹是阿爾及利亞移民，住在法國的移民區。這個北非移民區的居民雖在法國，卻不認同自己是法國人，還說著自己的母語、維持自己的文化。2006這一年，剛好發生了法國二代移民暴動，這是個移民構成的國家，卻時而因種族優越心態，造成族群間緊張，當時的法國內政部長Nicolas Sarkozy便罵這些郊區的年輕人是「社會雜碎」。
足球隊內自然也有種族主義，但在國家榮譽或運動精神下，常被掩蓋，不過，即便是單純的運動領域，種族政治是無所不在的，也是法國社會縮影。不過，相較於一般年輕人，這群族球員在社會中還是被認可的──他們被平等對待，也很少談論政治。他們不放火燒車，他們是走正道。
1998年，席丹帶領法國隊奪冠的那晚，與反種族主義組織親近的社會主義黨就以「今夜，所有法國人都做了親吻Beur（俚語：阿拉伯人）的夢」（Tonight, all French people have dreamt about kissing a Beur）為主題辦了個活動。在國家榮光之中，「異質」突然可以被接受了。因為擁有強大影響力，席丹很少說話，因為怕被政治利用。
我因為崇拜席丹，所以，對法國移民與穆斯林帶了點同情。席丹遇到羞辱是如此不顧一切，其他無名無姓，甚至什麼都沒有的年輕人又該怎麼面對這樣的社會與環境呢？
參與查理週刊槍擊事件的嫌犯，有著共同的背景：年輕的穆斯林移民身分外，他們還長期處於失業狀態。其中一名嫌犯Coulibaly過去甚至懇求前總統薩科奇為他找工作。
如席丹長期居住在貧窮移民區，這些嫌犯亦居住在貧民區，巴黎的城市規劃讓社會階級有所分野，無法融合，標籤自然永遠存在。這並非一種清理排除，卻是一種社會問題惡化的趨力。
更別論，因為經濟衰退，法國失業率不停攀升，讓窮者更窮，弱者更弱，法國年輕人都需承擔這壓力，更何況少數又弱勢的移民。
然而，事件發生之後，少見媒體從這些兇嫌的角度出發，耙梳他們所遭遇的，他們的轉折，與他們之後的決意。只見洋洋灑灑文明衝突論、地緣政治或各種價值綁架了我們對於一個不幸事件的理解。我們聽見了遇難總編輯抬頭挺胸的話語，但我們不想聆聽嫌犯或許在底層中掙扎的故事。有人只顧譴責批判，有人則拿文化為其脫罪，但或許事情再簡單不過了，只是這樣的簡單仍須在一個社會結構裡解釋、理解並且打開這個結。丟給國際政治或文明衝突，僅僅是逃避內部問題而已。
但這也不表示，所謂的文化或文明衝突，在這世界上不存在；也不能說文化衝突無法解釋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的問題，僅僅是，我們需先面對內部問題，才能繼續往大方向推論解釋。
2009年，中國新疆地區發生了嚴重動亂，那時絕大多數媒體都將本這起暴動視為中國內部族群衝突的問題，並明指過去中國在西部的發展，並未使當地少數民族獲利，反而加大了貧富差距，使得族群隔閡嫌隙日益增大，促成今日的衝突。
那時動亂的起火線，是遠在廣東韶關的鬥毆事件，兩名維吾爾族青年因而死亡，從而引起烏魯木齊維吾爾族的抗議，最後釀成劇烈暴動。這起暴動當時深受國際矚目，許多評論相應而生，但最終都得回到中共當局的漢化政策、經濟資源分配，還有政治手段。「國內」族群衝突無法解決，就會擴大到伊斯蘭或穆斯林世界的合作與反抗。
在查理事件後，法國世俗化與穆斯林頭紗問題成為族群文化討論的標的時，我突然想起自己聽過的一個故事。
一個大陸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到新疆的幼兒園參觀時，只見幼兒園的老師問孩子們：「黑頭髮、黑眼睛是什麼人啊？」
「中國人！」教室內的童稚聲音如此一致。
「那你們是什麼人啊？」
「中國人！」孩子們異口同聲，彷彿訓練有素一般。
朋友突然有說不上來的違合感，因為，他眼前盡是碧眼黃髮的維吾爾族孩子。
談論文化衝突前，我們必先面對自身的所有矛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