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其前身“認主獨一聖戰組織（Jama'at al-Tawhid wal-Jihad）” 在約旦人紮卡維（Abu Musab Al Zarqawi）的領導下便宣告成立，並於2004年公開宣示效忠基地組織。從此，外界稱之為“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Al-Qaeda in Iraq，AQI）”，而他們則自稱“兩河國家的聖戰組織”。後於2006年初改名“聖戰者協商委員會（Mujahideen Shura Council）”，同年10月紮卡維遭美軍炸死後，該組織與伊拉克其他幾個叛亂組織聯合組建“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ISI）”，但遭到伊拉克境內外一些聖戰組織的抵制。2010年底始於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給了ISI乘勢發展壯大的機會。ISI武裝分子不斷深入內戰中的敘利亞，並於2013年4月建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ISIS）”。今年6月29日，其領導人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自封為“哈裡發”，並宣佈去掉組織名稱中的“伊拉克和沙姆”，直接稱為“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向其效忠。據法新社2014年9月12日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目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介於20,000到31,500人之間，其中在敘利亞的15,000名外國武裝人員中，來自西方國家的就有2,000人。 雖然早年發家於一幫烏合之眾，但在過去14年來，得益於錯綜複雜的伊拉克局勢和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勢力得以不斷坐大。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看似偶然，實則有其發展的內在機理。

一、伊斯蘭主義是中東政治發展的必然

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遷貫穿整個20世紀。自從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瓦解以來，以中東為代表的伊斯蘭世界核心區就完全處在外部列強的掌控之下。在這樣一個有宗教聖地卻無政治中心，宗教信仰跨越現代國界而各國利益卻又涇渭分明的傳統穆斯林帝國的廢墟上，英、法、美是先後影響和左右中東政治變遷的主要外部力量，中東成為西方大國的殖民地或託管地。分裂的伊斯蘭核心區，既有列強爭霸，又有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發展。撒母耳•亨廷頓筆下的文明衝突，實際上自一次大戰結束後即已在中東上演。只不過在冷戰時期為美蘇對峙所掩蓋，冷戰結束後則為國際反恐戰爭所取代。觀察當前中東的政治和安全形勢，離不開對其伊斯蘭屬性的認識。

從內部看，中東安全形勢取決兩個因素：一是政治體制的長期僵化，二是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發展。無論能否成功推翻僵化的政治體制，都會必然帶來政治形勢的動盪，以及以政治伊斯蘭運動為代表的各種政治反對力量的興起。體制外的政治抗爭，最終往往會訴諸暴力和極端形式，恐怖主義得以滋生和蔓延。

當前中東的政治形勢，主要以阿拉伯之春後中東有關國家的政治動盪為主要特徵。在急劇動盪或表面穩定的背後，利比亞兩個政府並立、埃及的塞西政府疲于應付轉入地下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暴力抗爭、敘利亞巴沙爾當局與各路反對力量陷入持久戰、伊拉克內部民族教派矛盾日益激化、葉門各部落勢力劍拔弩張，其中尤以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東北部地區的橫行最吸引外界的關注。依據傳統伊斯蘭世界政治變革的基本特徵來看，專制獨裁政權被推翻後帶來的政治動盪，一定會使政治伊斯蘭運動獲得發展空間，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信仰，更是宗教政黨贏取政權的主要支持力量。長期被拒於體制之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剛開始能夠獲得的群眾基礎無一例外地都來自伊斯蘭宗教政治勢力的支持。

對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宗教，更是一種包含社會、經濟和文化內涵的生活方式，規範著廣大穆斯林的價值觀、道德觀。穆斯林的宗教觀念也因此成為他們觀察外部世界的基礎，影響到他們對待歷史、時局和西方的態度。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伊斯蘭教強調穆斯林的神聖使命在於實現安拉的統治，它對於政治和社會問題，傾向於視為宗教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 伊斯蘭主義運動正是憑藉這一伊斯蘭特性而在世俗政治鬥爭中大顯身手。

就整體而言，中東是世界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較晚、傳統部落、教派勢力根深蒂固的地區之一。包括阿拉伯各國在內的伊斯蘭世界往往是以民族、部落或地區為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西元7世紀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破半島地區的四分五裂，廢除多神崇拜而皈依唯一真主安拉，進而統一半島地區並實現伊斯蘭帝國的擴張。但在接下來的擴張、征服、戰爭和帝國瓦解的歷史進程中，國內的社會結構問題沒能得到徹底解決，人們在宗教信仰的遮蔽下暫時忽略了對自身身份認同上的差異。伴隨世界政治進入20世紀，伊斯蘭世界遭遇空前的外來入侵，舊的奧斯曼帝國步入歷史，而新的外部列強接踵而至。在外部宗主力量交替征服和統治下，在內部伊斯蘭統一外表掩蓋下，中東地區的民族、宗教對立延續下來。一旦外來主宰力量消失，以及內部威權勢力瓦解，則政治變遷必定帶來民族、宗教對立的凸顯，這已成20世紀中東政治發展的一條規律。簡言之，伴隨政治變革的進程，政治伊斯蘭勢力必定進入公眾視野和權力鬥爭的中心，成為影響乃至左右國家政治進程的主要力量。

有政治鬥爭，就有政治變革，劇烈的政治變革則伴隨此起彼伏的改朝換代。20世紀以來，中東國家政治換代的主要形式，大多離不開暴力與革命兩種途徑，這為政治伊斯蘭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政治舞臺和群眾基礎。自從20世紀初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20年代的凱末爾革命、50、60年代的民族解放戰爭、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當前仍在延續的阿拉伯各國的政治動盪，無不反映出中東地區政治變革的暴力性和革命性。因為沒有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安排，政治反對勢力往往訴諸政治伊斯蘭力量來與當局抗衡。宗教政黨、組織和領袖大多成為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宗教離不開政治，政治更借助宗教而不斷擴大影響。

政治伊斯蘭運動，絕對不是為了宗教復興，而是以宗教運動的形式出現的政治運動，鬥爭的焦點是政權爭奪，即從一味依賴外部世界，奉行世俗化、西方化政策的當權者手中，轉移到堅持伊斯蘭道路、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政治和宗教人物手中，確保國家回歸基本教義的指導。儘管多數西方學者相信，政治伊斯蘭運動“沒有在任何地方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沒有找到同盟軍”， 但他們在中東多數國家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國際影響卻不容小覷。伊朗伊斯蘭革命雖然沒能成功輸出，但卻鼓舞了哈馬斯、真主党等伊斯蘭政治組織，基地組織及其在各國的分支、反美反西方同時反本國政權的宗教武裝組織的跨國聯合，也助長了中東地區極端主義勢力對社會的蠶食。

總之，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遷，其發展有內外兩個方向：對內，當權者與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的對抗擴大到社會大眾之中；對外，跨國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彼此呼應，影響波及歐美及中國、俄羅斯、印度等伊斯蘭核心區的周邊國家。無論內外，政治伊斯蘭主義乃至宗教極端主義都深陷其中。

二、當前中東地區宗教極端主義的蔓延

歷史上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革，往往經歷三個階段：（1）發生推翻舊政權的人民革命，（2）新政權展開政治清算和確立統治基礎，（3）宗教政治運動興起，極端主義橫行，政局陷入動盪膠著狀態。

就當前中東地區的政治動盪而言，革命的第一階段，主要針對西亞北非各國，引發各國人民不滿和街頭革命，動搖的都是歐美國家在當地的堅定盟友。這一階段目前已告一段落。

革命的第二階段，正在全面展開。有關國家的當局被迫改革，新政權開始政治清算、打擊異己，新的政治制度逐步確立，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平衡。伊拉克什葉派政權在前總理馬利基的領導下，全力打擊薩達姆時代的遜尼派政治勢力，與庫爾德斯坦自治力量爭奪北方油田，同時還極力排擠什葉派內部異己派別，從而加劇了國家內部的混亂、對峙與分裂，為伊斯蘭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埃及在過去的三年中，先有穆斯林兄弟會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清算和宗教政治反撲，後有得到世俗民意支援的塞西軍政權的建立，從街頭革命推翻舊政權，到民選政府建立、宗教政黨執政，再到軍事政變與最新的民選政府的產生，埃及的政治變遷猶如過山車一般令外界目不暇給，也使得以兄弟會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再次轉入地下，進而走上極端主義的武裝反抗之路。

革命的第三階段，在混亂政局引發人民不滿、加劇社會動盪之後，接下來便是宗教政治運動的抬頭，以及宗教極端主義的粉墨登場。後者與世俗政治勢力的角力成為當前埃及、利比亞、突尼斯、葉門、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政治進程的主線之一。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正是這股宗教政治運動和極端主義甚囂塵上的體現。儘管今年初基地組織切斷了與伊斯蘭國的聯繫，不承認其為基地組織的分支，但二者所代表的宗教極端主義卻沒有分別。

中東地區向來是基地組織的活躍領地，不僅包括阿富汗及其與巴基斯坦鄰近的邊境地區，而且也包括阿拉伯半島、北非馬格裡布地區。過去13年來由於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展開反恐戰爭，外界對基地的關注也更集中在該地區。隨著阿拉伯之春的突然爆發，基地組織在半島和北非的分支也利用政局的急劇變化而借機滋事，成為當前中東地區政治伊斯蘭勢力擴張、宗教極端主義勢力蔓延的突出表現。

除了伊斯蘭國的前身作為基地在伊拉克的分支外，基地組織在中東的存在，主要包括基地阿拉伯半島分支（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和基地馬格裡布分支（Al-Qaeda Organization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

AQAP成立於2009年，由分佈在葉門和沙特的兩個國際伊斯蘭武裝網路的地區分支合併而成，美國總統反恐顧問稱之為“基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外最為活躍的分支機搆”。在阿拉伯之春中，AQAP表現得相當活躍，其活動主要集中在葉門南部的阿比揚省。2011年5月他們甚至一度發表聲明，宣稱自己已佔領阿比揚省省會津吉巴爾市，並宣佈該市為基地組織在葉門南部建立的“伊斯蘭酋長國”的首都。AQAP成立以來的活動表明，他們已開始將葉門由過去的避風港和中轉站轉變為對沙特和西方展開聖戰的新戰略據點，加之葉門北部什葉派胡塞叛軍以及東部哈西德部落武裝的遙相呼應，葉門局勢發展在後薩利赫時代演變成為又一個索馬里的可能性正日漸增多。不僅威脅沙特南部的安全，也會進一步妨礙亞丁灣的航行自由，增大國際社會的反恐難度，給地區局勢帶來長遠影響。

AQIM成立於1998年，其成員最初來自被解散的伊斯蘭武裝組織，雖然主要目標是要在阿爾及利亞建立伊斯蘭國家，但活動範圍並不僅限於阿爾及利亞，還擴及到周邊數個國家，甚至有報導指其還曾對2009年新疆事件指手畫腳。 在阿拉伯之春中，AQIM支持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的反政府示威，基地還向武裝分子提供武器並訓練示威者，號召他們推翻“腐敗、罪惡和殘暴的”當局。AQIM 的領導人阿布•瓦杜德（Abu Musab Abdul Wadud） 在錄影中還呼籲在突尼斯確立伊斯蘭法。  有報導指，基地還在當地招募反政府示威者，其中一些人曾經參與了此前在伊拉克和加沙地帶的反美力量。

AQIM的影響力也滲透進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中，同時，也有消息指AQIM還與奈及利亞的伊斯蘭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意為“禁止西方教育”）建立了資金聯繫，後者尋求在奈及利亞建立一個伊斯蘭國，他們的一些成員還接受了AQIM的軍事訓練。  另據新華社報導，曾從屬於AQIM、現效忠于伊斯蘭國的阿爾及利亞極端組織“哈裡發戰士”今年9月24日發佈有關殺害法國人質埃爾韋•古德爾的視頻，聲稱這是報復法國對“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

此外，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也在過去的幾年中，積極投身政治變革，從在野到執政再到被取締，同樣反映了政治伊斯蘭運動在體制內得不到發展的情況下，往往會選擇暴力恐怖等極端主義手段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和目標。1928年，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在埃及創建穆斯林兄弟會，很快就傳播到中東其他地區，對後來中東各地政治伊斯蘭力量的興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在班納生活的年代，埃及社會面臨的西方世界和世俗主義的挑戰日趨嚴重。由於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發生，伊斯蘭傳統價值觀念受到嚴重侵蝕，伊斯蘭教與民族國家如何相處，埃及與伊斯蘭世界應建立怎樣的聯繫，等等都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的話題。穆斯林兄弟會在20世紀30—50年代的迅速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上給中東其他各國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和政治運動提供了積極的借鑒、乃至直接的推動作用，與埃及毗鄰的巴勒斯坦、蘇丹、約旦、突尼斯等國和地區都深受影響，至今仍然如此。雖然兄弟會組織並不具備國際聯合的能力，但彼此共同的宗教政治理念和面對的社會發展問題，卻加深了兄弟會在各國的宗教和政治影響力，使得兄弟會成為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一些國家的兄弟會組織還成立了自己的政黨，更加積極地參與政治發展進程。

當前，基於中東阿拉伯各國發生的政治劇變，兄弟會及其它政治伊斯蘭力量也都積極投入到這場政治變革之中。使得原本就錯綜複雜的街頭革命，加進了濃厚的宗教因素，政治伊斯蘭力量日漸凸顯。儘管兄弟會的短命執政僅維持一年時間，且遭到軍方的嚴厲打擊，但政治伊斯蘭勢力的重新抬頭，已是不爭的事實。至今，塞西政府為應付兄弟會支持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而疲於奔命。

總的來看，在伊斯蘭世界，先有中亞自1990年代以來的政治巨變，後有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及隨後開始的反恐戰爭，而當前正在阿拉伯各國上演的政治動盪，則給了中東地區政治伊斯蘭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新的發展機遇。基地組織在北非、阿拉伯半島、伊拉克和敘利亞分支的活動，以及阿拉伯之春中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崛起，在在表明當前中東地區政治伊斯蘭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處於新的活躍期。

如果政治伊斯蘭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真的不可避免，則中東地區未來的政治變遷將存在三種可能：（1）溫和如土耳其，（2）極端如伊朗，（3）動盪如巴基斯坦。

三、中東地區政治發展的可能走向：土、伊、巴三國的例子

儘管中東各國國情各異，當前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但未來的政治發展大體可以比照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國的發展路徑來加以觀察和分析。

構成中東在政治地理上相互重合、交叉地帶的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是伊斯蘭世界的三個重要國家，不僅在於三國穆斯林人口佔據了各自國家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也不僅在於三國在伊斯蘭世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且還在於三國是西方世界關注和依賴較多的伊斯蘭國家，有著重大的地區乃至國際影響。根據三國國名首個英文字母拼寫而成的縮略詞，TIP在英文中是尖端、頂端、翼尖的意思，用來表述三國在地緣政治中的突出地位一點也不過分，他們既是冷戰時期阻擋蘇聯南下的橋頭堡（尖端），也是伊斯蘭世界的翼尖、頂端，成為伊斯蘭文明與西方世界互動的代表；而如果倒過來拼寫則為PIT，其含義則為坑、陷阱、深淵，比喻為圈套、潛在危險或意外困難，用來描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上述三國遭遇的困境，似乎也能自圓其說。自冷戰開始以來，土、伊、巴三國一度在巴格達條約組織中結成較長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但是1970年代末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站到了美國和西方的對立面，而作為美國北約盟國的土耳其，以及非北約主要盟國 的巴基斯坦，雖然官方表面延續了一貫的親西方政策，但實質上親伊斯蘭的舉動以及民間的反美情緒卻不斷高漲，將他們看作是美國和西方勢力在伊斯蘭世界的潛在對手，並不過分。

因此，通過對土、伊、巴三國政治伊斯蘭運動的觀察，不僅有助於瞭解三國國內政治發展的基本脈絡，而且也有助於觀察和判斷處在急劇政治變革中的中東各國未來政治發展的走向，以及他們與西方世界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首先，土、伊、巴三國宗教與政治的互動，反映伊斯蘭勢力再度捲入世俗政治是未來中東國家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主要議程之一。無論官方對外立場是親西方還是反西方，三國民眾對伊斯蘭政治的偏好、甚至支持有增無減卻是客觀事實。伊斯蘭革命在美國孤立、遏制30年後仍然在伊朗延續，親伊斯蘭政黨的政治影力在土耳其與日俱增，宗教勢力成為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三大力量之一，無不凸顯撒母耳•亨廷頓當年擔憂的“文明衝突”（也許把它稱為“政治伊斯蘭的崛起”更為妥當），似乎有了越來越明顯的現實依據。當特定宗教與現實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後，要在土、伊、巴三國實施嚴格的政教分離便越發困難。

其次，無論是美國的盟友、准盟友，還是敵人，土、伊、巴三國多年來相似的政治發展進程，都對西方自20世紀初開始在中東的征服和控制提出了鮮明的挑戰。先是布希總統的反恐戰爭，再有奧巴馬總統試圖改善與伊斯蘭世界的努力，都未能有效扭轉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緊張對立關係。這一政治發展態勢是否預示未來中東與西方世界的對立、對抗更趨嚴峻，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應該要有清醒的認識。

         顯然，西方世界樂於看到像土耳其這類的溫和伊斯蘭主義的發展，而不願意看到他們在中東的盟友發展成巴基斯坦那樣的動盪局面，更不願意在伊朗之外再增加任何一個新的伊斯蘭神權主義政權。

作為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唯一北約盟國，土耳其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和伊斯蘭世界所倚重的同盟國家，雙邊關係不僅在冷戰期間堅如磐石，在冷戰結束後也繼續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在阿拉伯之春、推翻巴沙爾政權以及打擊伊斯蘭國等問題上，土耳其都對美國的行動予以堅定支持。

伊朗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隨著伊斯蘭革命後雙方對立關係的持續發展，特別是2004年伊朗核問題爆發以來，除非其中一方改弦更張，否則目前的僵局難以破解。儘管伊朗核問題近一年來有所進展，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的問題也試圖尋求伊朗的幫助。看上去美伊關係可能會進一步好轉，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9月29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一席話：“一個具有核能力的伊朗將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遠遠超過伊拉克與以色列的‘聖戰’組織。” 則清楚顯現西方國家在打擊極端主義和解決伊朗核問題上的利益分歧。

巴基斯坦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冷戰時期取決於後者與蘇聯的關係，冷戰結束後又受到他們與印度關係的左右，因而時起時伏，很不確定。現如今，巴美關係還常常受制于美國無人機對巴境內極端主義目標實施空中打擊而帶來的民間反美行動的高漲，以及宗教政黨對當局親西方政策的不滿。

土、伊、巴三國，同為伊斯蘭世界的大國，但美國和西方世界對待他們的態度卻有天壤之別，既反映了伊斯蘭世界並非鐵板一塊，也說明西方國家對待政治伊斯蘭運動並沒有一味拒絕和否定，關鍵是看西方的利益在上述國家得到多大體現和維護。

依據這一邏輯，面對今日政治伊斯蘭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再度抬頭的態勢，西方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將以對待土、伊、巴三國的既定政策為依歸。因此，凡政治發展像土耳其一樣，實行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路線的中東國家，將更多受到來自西方世界的歡迎和鼓勵；凡像伊朗那樣的政權，則一定會遭遇西方國家的圍堵；凡像巴基斯坦那樣面臨進一步動盪的國家，則搖擺、觀望將是西方國家的可能選擇。因此，扶植土耳其、穩定巴基斯坦、遏制伊朗，應是西方國家對待當前中東各國政治劇變的主要立場。但以西方為中心採取先入為主或喧賓奪主的做法，會否導致像以往那些自我實現的預言一樣，最終使西方在中東的利益伴隨他們的前政治盟友的倒臺而徹底喪失，也是未定之數。 

無論如何，未來中東地區政治伊斯蘭運動的發展，大體超不出土、伊、巴三國的伊斯蘭主義模式。人們需要關心的是，三種模式中溫和與極端的伊斯蘭主義，誰會占上風？伊斯蘭國組織會否挺過美國及其領導的多國聯盟的軍事打擊而生存乃至進一步壯大？中東亂局何時才能有個盡頭？

總之，當前的中東劇變以及仍然飄搖不定的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局勢，不僅有力地改變了中東的內部權力結構，而且由於埃及、葉門、敘利亞、沙特、伊朗等國的特殊地緣戰略位置，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基於維護他們在中東地區既得利益的大力介入，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宗教極端主義給本地區安全局勢突變帶來的深遠影響將逐步漸顯現。未來中東政治變遷的主要領域，將定格在宗教極端主義勢力與得到西方支持的世俗力量的角力上。在涉及西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有關國家選擇性地以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手段介入將最有可能，而政治伊斯蘭運動以及宗教極端主義勢力也不會坐以待斃，必定會利用混亂局面發展自己、打擊對手，中東政治的亂局一時看不到穩定下來的前景。

備註：

1. 《奧巴馬承認低估IS崛起 稱敘利亞局勢很具挑戰性》，中新網2014年9月30日電，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9-30/6645019.shtml。2014年9月30日查閱。

2 .  "IS has 20,000-31,500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CIA," Yahoo! News, 12 September 2014, http://news.yahoo.com/20-000-31-500-fighters-iraq-syria-cia-230059844.html. Retrieved 30 September 2014.

3.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92頁。

4. 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伊斯蘭與中東政治》，《西亞非洲》2001年第4期。

5.  "China demands Turkish retraction," BBC News, 14 July 2009,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149379.stm.

6. "Al-Qaeda supports the events in Tunisia and Algeria". Ennaharonline/ M. O.. http://www.ennaharonline.com/en/news/5541.html. Retrieved January 15 2011.

7.  Adem Amine in Algiers and Jamel Arfaoui in Tunis for Magharebia (2011-01-13). "AQIM leader exploits Tunisia, Algeria unrest". Magharebia. http://www.magharebia.com/cocoon/awi/xhtml1/en_GB/features/awi/features/2011/01/13/feature-01. Retrieved January 15 2011.

8.  Aymenn Jawad Al-Tamimi, “Instability Spreading,” The American Spectator, September 19, 2011, http://www.meforum.org/3045/north-africa-instability.

9. 作為對巴基斯坦反恐合作的回報，美國國務卿鮑威爾2004年3月18日在伊斯蘭馬巴德宣佈，美國將把巴基斯坦視為主要的“非北約盟國”（Major non-NATO Ally）。

10.  “以色列總理稱跨核門檻伊朗威脅遠超‘伊斯蘭國’”，中新網2014年9月30日電，http://news.ifeng.com/a/20140930/42126356_0.shtml。2014年9月30日查閱。